《双城记》和《九三年》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比分析

摘 要：《双城记》为狄更斯创作高峰期的作品，《九三年》乃雨果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同样取材于法国大革命，同样从人道主义着眼，这两部作品从不同的创作动机出发，依托作者们不同的人生阅历、文化理念，探寻具有鲜明个性的有关人类社会出路的答案。

关键词：《双城记》；《九三年》；人道主义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创作的著名代表作之一，《九三年》为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前后相距仅15年的时间里，两位大文豪都不约而同地借用历史上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借古讽今，来思考有关人类社会出路的问题。

《双城记》创作于1859年。当时，英国的劳资矛盾有一触即发之势，狄更斯于是取材1789年法国大革命创作出他的讽喻性长篇小说《双城记》，旨在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意欲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希望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1854年底，他曾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

《九三年》出版于1874年，它选取法国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即雅各宾专政时期的1793年为历史大背景，为我们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众多历史人物和塑造出郭万、西穆尔丹、朗德纳克等艺术典型形象。创作此书之前，雨果在经历了19年漫长的流亡生涯后回到了巴黎。可是，凯旋般回归故土的他，面对的是普法战争的悲惨战祸和巴黎公社社员的浴血斗争，眼前的现实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再一次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回顾历史，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给了他启发，于是打算通过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叛乱，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个念头其实早在1862年底至1863年初已经出现。

两部作品虽同样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同样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然而它们所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却各具鲜明个性，主要体现在两位作者对于如何化解革命和人道这对矛盾所设想的出路上面。这种鲜明个性不仅源于作家各自不同的创作背景和动机，也可归因于他们不同的思想认识、生活阅历和情感体验，更是由于他们是带着各自意识深处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去理解并诠释生活，对历史作出评判，对未来作出预测。

在《双城记》里，狄更斯既对法国大革命表示理解和同情,又视革命为“浩劫”，提倡的是充满“ 仁爱” 精神的，反对一切形式的滥施暴力的人道主义。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的是劳苦大众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报复,是人道的革命对抗反动统治的无道，他肯定革命的正义性、必要性，但要求革命在人道的范围内适可而止，当维护人道的革命被施于无辜者时，革命就是不人道的。他肯定革命的初衷是消灭专制暴政、维护人道，只不过人们的复仇狂热最后被胜利者煽动，变成了阶级报复的偏激情绪，革命变成滥施暴力则是不人道的。他试图调和革命与人道的关系,认为只要统治者减轻压迫,革命是可以避免的。主张阶级调和，倡导“爱”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根本。

雨果在《九三年》里的核心思想是“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他在书中肯定了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认为革命是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对立的必然结果,是人民向压迫者讨债的过程，革命本身是对专制体制压榨的必然反抗，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革命铲除压迫之时必然会使用暴力；他也肯定了武装保卫革命政权平定旺代叛乱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同时，他又批判了以“革命”的名义不施人道的暴力恐怖，并弘扬以人道为革命的前提与归宿的人道主义。他认为革命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真正的目的，人道才是目的。只有服从人道的革命，才是理想的革命；在革命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社会；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让丧失或被蒙蔽的人性得以恢复，从而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合理的社会。

两位作家在理念上各自鲜明的特点,使他们塑造的人物呈现出不同的理想色彩。

狄更斯既反对贵族阶级对贫民的残暴，同时也反对贫民阶级对贵族的残暴。在他看来，一切残暴都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理想的，这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狄更斯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即阶级之间的相互宽容和调和，为此，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狄更斯大力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他们的形象是被失控的自己所扭曲的。例如得德法奇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狄更斯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革命发展到失控时，狄更斯笔锋一转，把她形容为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无辜的露西和小露西时，更表现为杀人不眨眼的狂魔。最后，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狄更斯通过这一情节设计明确表达了对这类人物的否定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也是狄更斯选取作为他心目中人道主义理想的代言人。这些人是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罗瑞和卡尔顿等。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怨；代尔纳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但痛恨并谴责家族的罪恶，自愿放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交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露西。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正是作者从其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立场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即革命和人道相调和之路。

与此同时，狄更斯也清醒地认识到简单的阶级调和是不足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更不足以化解矛盾尖锐的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仇恨。为此，狄更斯提出一种近似宗教信仰的人道主义思想—爱，并塑造了卡尔顿这个为爱献身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作者最高理想的代言人。小说写到卡尔顿从容就义时，反复引用《新约·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意在强调卡尔顿的仁爱和利他精神永存人间。在狄更斯看来，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仅有代尔纳对贵族地位的放弃，或梅尼特医生的宽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上帝绝对的信念。

宗教信仰实际上应该是《双城记》中最高的信仰。换句话说，狄更斯认为一切的社会残暴都来自于信仰的缺失。由于信仰的缺失，无论是贵族，或者是贫民，最终都会变得残暴，毫无理智。因此，狄更斯把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最终归结到信仰这一层面上来。由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深刻细致的解剖，到最终把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推向信仰问题，这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体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精华。

雨果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则直接左右着他在《九三年》中对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正是通过郭万、朗德纳克和西穆尔丹这三个中心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了革命与人道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展露了革命的残忍和不人道，又选取郭万为代言人，引出了“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朗德纳克是一个流亡海外的侯爵，当旺代发生叛乱时，他在英国的指使下潜回法国，担当叛军领袖。这是个极其顽固的保王党，另一方面却又坚毅、沉着、勇敢，富有军事才能。他还具备一个叛军首领领袖所必备的两个条件：他的领地在旺代；在当地，他有着极大的声望和号召力。他的残暴不仅是由于他的本性，也由于他对革命的刻骨仇恨。朗德纳克的对手是共和军的年轻司令郭万，同样出身贵族，还是朗德纳克的侄孙，在大革命中站到了共和派的一边。为了保卫共和国，平息旺代叛乱，他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冲杀。他胆大心细、临危不乱，最后以弱克强、以少胜多，一举击溃了朗德纳克的六千人马。他爱憎分明，大义灭亲，签署了对朗德纳克“一经验明正身，立即执行枪决”的布告。西穆尔丹是下层出身的教士，早年曾做过郭万的启蒙老师，在这个孩子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和这个学生的分离曾使他异常痛苦。大革命的洪流将他卷入政治斗争的激流漩涡。他对封建专制制度充满强烈的仇恨，对共和军战士及一般贫苦群众却怀有深深的爱。虽同属共和军这一方，他和郭万之间也并非没有分歧。西穆尔丹要创造的是一个“绝对的共和国”；而郭万要创造的是一个“理想的共和国”，他宽待俘虏，医治伤兵，对俘虏进行说服教育，释放叛乱地区的妇女、儿童，甚至教士，这与当时国民公会的“绝不宽大”的命令是相违背的。西穆尔丹认为“革命需要一些凶猛的工作者做帮手，革命拒绝一切发抖的手”；而郭万则坚信“‘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宽恕，那么胜利也就不值得争取了。”这两人，“一个是恐怖的共和政府，另一个是宽大的共和国；一个想用严厉来取胜，另一个却想用温和来取胜。”雨果说这师徒俩各得一颗心的一半，西穆尔丹是“黑色的半颗心”，而郭万则是“白色的半颗心”。一个是“死亡的化身”，“恐怖的本体”；一个是“生命的化身，和平的本体”。

而这三个人物之间的革命立场纠葛又通过弗莱沙尔的三个小孩这条线索转化成为有关人道主义的冲突。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对朗德纳克的勾画就是为了体现这一点，“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对此，郭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德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的人。郭万由此陷入对于革命和人道的进一步思考，呼喊出这样的疑问，“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丧失天性吗？革命就是为了破坏家庭、扼杀人道吗？根本不是。一七八九年的出现，正是为了肯定这些至高无上的现实，而不是为了否定它们。推翻封建堡垒，是为了解放人类；废除封建制度，是为了建立家庭。创造者是权力的起点，权力就蕴藏在创造者的体内，除了创造者，就不存在什么别的权力；因此蜂王的地位是合法的，她创造了她的人民，她既是母亲，就应该是蜂王；因此人类的王权是荒谬的，国王既不是创造者，就不能当统治者；因此应该废除帝制，实行共和。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家庭，就是人道，就是革命。革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归根结底，人民就是人。”

郭万在生命结束前的思考，也就是雨果对于人道主义的思考结果，即“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这一答案中，雨果首先肯定革命是正确的，同时雨果把人道主义又置于革命之上。言下之意：革命虽然正确，但革命本身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来恢复人道，这才是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人道高于革命，这就是雨果在《九三年》中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思想。

《双城记》和《九三年》都是作者们在经过长期的文学创作，在对人性和社会经过长时间严肃思考之后，创作出来的晚期作品。他们出于不同的创作动机，在不约而同地选择法国大革命的同时，选取各自不同的观察视角，从自己的人生阅历、情感体验、世界观出发，对于化解革命和人道这一对矛盾找寻到各具个性的答案。

参考文献：

[1]陈为人.“革命”还是“宽仁”？—重温雨果《九三年》.社会科学论坛，2010(1).

[2]毕娟.《九三年》中革命问题分析.文史博览.2006.11.

[3]狄更斯著.孙法理译.《双城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4]杜磊.从狄更斯解读《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8.

[5]孔庆东.《九三年》与革命问题.天涯杂志，2O05(1).

[6]雨果著，叶尊译.《九三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