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与《西厢记》两种不同爱情观探析

摘要： 爱情是个亘古不变的话题，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时代的不同，人们对待爱情的观念也有差异，这在同一爱情题材的不同文学作品中就有所体现。唐传奇《莺莺传》和元杂剧《西厢记》叙述的都是张生和催莺莺的爱情故事，但反映出的却是两种不同的爱情观念。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所带来的社会观念、风俗习惯、作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创作心理的变化。基于这些原因，同样的故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爱情观念。

关键词： 莺莺故事爱情观念文人地位门第观念科举取士

莺莺故事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个重要的爱情题材，历来备受文人的亲睐，并不断加以改写。关于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未曾间断，尤其是对莺莺故事的不同作品所反映出的不同爱情观作了深入的辨析。然而他们侧重于比较中的揭示，未能客观地分析作品反映出不同爱情观念的内在根源。鉴于此，本文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的“永老无别离”两种爱情观念的差异入手，探析同一爱情故事为何出现两种不同爱情观念的原因。

一、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西厢记》的本事要追溯到大约成书于唐德宗贞元末年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作者为中唐诗人元稹。故事讲述的是书生张珙和相国小姐崔莺莺的爱情悲剧。张生东游蒲州名寺普救寺，恰遇崔氏孀妇郑氏携子女、家仆客居于此，逢节度使驻军骚乱，在张生的帮助下郑氏一家幸免于难。张生在郑氏的答谢宴上对“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莺莺一见倾心，在莺莺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互赠诗文，定情于西厢。后来张生上京赶考高中，将莺莺抛弃，并称她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相对于《莺莺传》这个“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故事，《西厢记》则讲述的是一个“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的大团圆。

从“始乱终弃”到“有情人终成眷属”，莺莺故事的爱情主题经历了几度演变。在元稹创作了《莺莺传》之后王涣的《惆怅词》也是咏唱崔、张二人的故事。这说明了这个故事在唐代甚为流传。到了宋代，秦观和毛滂分别以催、张二人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调笑转踏”歌舞曲，内容上没有超出《莺莺传》，但是却摒弃了“始乱终弃”的结尾。后来赵令畴将《莺莺传》改编成鼓子词，鼓子词删去了《莺莺传》中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和为自己“忍请”开脱的部分，并且在最后一章中写道：“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来表现对张生行为的不满，同时还对“其情益有未能忘者”的莺莺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并深以崔张二人“始相遇也，如是之笃;终相失也，如是之遂”为憾事。至此，崔张二人的故事在思想上已有了些许的变化。故事的爱情主题的根本改变出现在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故事以崔张二人相爱、私奔以至美满团圆代替了《莺莺传》中“始乱终弃”的悲剧性结局。这为王实甫写作《西厢记》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西厢记》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是《董西厢》的美满团圆结局的延续和发展。

二、《莺莺传》和《西厢记》两种不同的爱情观念

《莺莺传》和《西厢记》是一脉相承，同宗之源，但是二者所反映出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观念。《莺莺传》里崔张两人的爱情只是张生闲暇之余，游历蒲州的意外收获。”对于唐代士子来说，当爱情遇到功名前途时是可以弃之不顾的。这样的爱情是注定无法走向婚姻而达到圆满的，功名前途对于唐代士子们来说是远远凌驾于爱情婚姻之上的。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歌颂了为争取婚姻自由大胆地和封建家长展开斗争的青年男女，并赋予了他们美满的大团圆。董解元强调：“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1]崔、张二人的故事却没脱离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变了的也只是结局而已。“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唯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2]《西厢记》中张生第一次见到莺莺时就“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立刻就“风魔”上莺莺。至此以后，张生就将功名前途抛到了九霄云外，“完全沉醉在对爱情的追求之中：凭居西厢，借故搭斋，墙角吟诗，道场传情，搬兵解围，老夫人赖婚，他见不到莺莺便‘相思病染’;当得到莺莺的相约诗笺，由于狂喜错解诗意把墙翻。”[3]即便是张生上京赶考，也并非像《莺莺传》中是为了功名前途，而是为解决老夫人赖婚而提出的苛刻条件，是为能与莺莺有美满团圆在努力。这正印证了徐渭对李廷谟刊本《北西厢记》中的评语：“得书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诚重恩爱而薄功名也。”“元代爱情剧的作者常将功成名就作为爱情的补充，将双喜临门——婚姻和功成名就作为理想婚姻的最高境界来歌颂。”[4]虽说《西厢记》也未摆脱这一俗套，但是相较于《莺莺传》中崔张二人的结局，崔张二人的爱情在功成名就的辅助下走向婚姻达到圆满，这样的圆满结局反映出婚姻爱情观念的进步。这一爱情观念已是超前的，将爱情凌驾于功名之上，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一观念正是当下大多数崇尚自由恋爱，爱情至上的人们所追寻的美好爱情理念。

三、两种不同爱情观探源

张生和莺莺两人的故事從最初的传奇故事《莺莺传》到元杂剧《西厢记》，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婚恋观念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而婚恋观念上的变化是最大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将功名利禄凌驾于爱情之上，爱情只是生活的慰藉品，另一个却是爱情凌驾于功名利禄之上，功成名就成为了爱情的补充。基本相同的人物和故事轮廓，主题思想却是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得归结于所处社会时代的不同。

《莺莺传》中崔张二人的悲剧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张生将功名前途凌驾于爱情之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文人士子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所要做出的牺牲。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取代了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及第成为中下层出生的读书人进入上层社会，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最好途径，而与高门女子通婚是巩固他们社会地位的最佳方式。所以即便是门阀制度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消亡而崩溃，但是贵族中的门阀制度的影响仍然还滞留在唐人的思想中，名门望族依旧被世人推慕。同时，随着科举取士的发展，到了“中唐以后，科举取士，尤其是进士试，已经成为高门大族、官僚新贵与广大出身较低、家境清寒的地主阶级（包括部分商贾）知识分子争夺仕进出路的场所。”因而对唐代文人士子来说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自然会用科考和婚配来衡量。在科举取士和门阀制度的双重影响下，爱情不是婚姻结缔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次要的，爱情这个生活的慰藉品若是对个人的功成名就不会带来不良的影响，那么，在闲暇之余，遇到像莺莺这样明艳动人的女子，爱情是可以付出的，毕竟在以个人前途、家族利益等为前提的的婚关系中是很难得体会得到爱情的美好的。所以在畸形的婚姻观念的影响下，崔张二人的爱情是注定不可能走向婚姻而达到圆满的。

我们对这些说法和做法尚不加以评论，只将故事放到唐代这个大背景去看待。唐代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军事都很发达，造就了一个扬名显姓的时代，文人对前途充满了自信，世风和士风都是风流浮华，在感情生活上，文人士子们大都是比较随性开放的，[5]追求风流已经融入进文人士子的个性之中，成为其性格特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文人士子群体个性中的一个共同因素。因此，在唐代风流浮华的社会风气下，张生抛弃莺莺之举也只是世人所认为的“正当行为”之一，按照唐人的观念，传奇故事的结局也理应如此。

由唐至宋，再到元代，门阀制度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殆尽，对文人士子的影响基本上已不存在。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这对广大汉族文人士子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统一前的战乱里和灭宋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元朝的蒙古贵族们一直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和压迫政策，广大汉族文人士子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九儒十丐”的说法虽有夸张，但却也能反映出当时人文士子们地位的低下。从蒙古国窝阔台当政采用“戊戌选试”到元仁宗皇庆二年恢复科举取士，停止科举取士已有七十余年。“万般

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已远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梦想已遥远，这对怀有拯物济世思想的文人来说，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同时，在生计问题上，文人们也遇到了严峻的考验。战乱以及社会地位的下降使得文人们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生命体验。“因而导致了对于功名利禄的新的认识，对于亦隐亦俗生活方式的普遍认同，甚至于对耳目声色和口腹之乐的狂热追求。”[6]在《西厢记》中，张生“风魔”上了莺莺，沉醉于爱情的追求里无法自拔，即使在爱情的道路是一波三折，他也是毫不退缩，爱情不再是功名利禄的牺牲品，相反，功成名就到成为了爱情的补充。这时，作品中爱情的圆满也就成了能像以往的文人那样获得功成名就的一种寄托。

一部文学作品价值的实现与它的受众有着巨大的关系，作品能流芳百世，主要在于受众间的传阅和评价。于是，作者在创作时需要考虑受众的思想价值、阅读心理和对作品的情感需求。传奇故事《莺莺传》的受众主要是广大的读书人，也就是文人士子，他们和张生以及作者是属于同等阶层的人，有着相同的社会观念。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在故事的发展以及结局的安排上，会受到到受众们的社会观念和思想价值的影响。《西厢记》的受众主要是普通阶级的市民，一方面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遭到动摇，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繁荣，市民阶层日益长大，“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要求。”[7]常年游走在勾栏瓦肆之间的元杂剧家们理解市民阶层的情感需求，在创作时大量以男女爱情为主题，并遵从人们的意愿，使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有一个美满的结局。而在长久牺牲爱情成就功名的畸形婚姻关系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成为世人追求的爱情的最美满的结局。

四、小结

同样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造就了他们的爱情走向不同的结局。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西厢记》中，崔张二人爱情是凌驾于世俗的功名利禄之上的，他们爱情的基点也只是纯粹的两人之间的“情”，最终也走向了婚姻这样美满的结局，但是，二人的爱情也并未脱离与功成名就的关系。倘若张生没有成功考取状元，那他们爱情走向婚姻的可能性也许会大大减低，或者即使是成功地走向了婚姻，但这样的婚姻对作者和受众来说可能也是不完满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世人的个人意愿和情感发生自觉，科举不再是文人士子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最佳方式，功名利禄在世人的心中人仍旧占有很高的地位，影响着世人的思想观念。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对《西厢记》中崔张两人的爱情产生质疑，对他们的爱情观念提出批评。在功成名成为爱情的补充的爱情主题里，杂剧会出现在功成名就的辅助下，崔张二人的爱情走向圆满这样的结局，是因为处于长久儒家思想的熏陶中，世人早已把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当做自己的追求目标，科举及第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方式，这样的观念由来已久，思想的滞后性使得世人无法把功名利禄和爱情完全地隔离。再者，婚姻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不是像爱情一样只是单纯的两个人的关系，“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婚姻对象的选择非但受着社会的干涉，而且从缔结婚姻起一直到婚后夫妇关系的维持，多多少少在当事人之外，总有別人来干涉。”[8]即使是在今天，在人们的爱情婚姻观念里面也还存在着门当户对的想法。因此，《西厢记》的爱情婚姻观念是值得赞扬的，虽有局限性，但在当时已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不只是在元代，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会是一种美满的爱情理想。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附录三，董解元《董解元西厢记》，据闵遇五“六幻”本校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374页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27页

[3]高益荣.《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西厢记〉爱情婚姻管窥》.《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04期

[4]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03页

[5]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2页

[6]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页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28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