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崔莺莺形象的再解读

元稹在唐传奇《莺莺传》中塑造的崔莺莺是爱情悲剧的主角，其出身并非豪门大族，身份并非相国小姐，对爱情的表达坦诚、率直，无矫情做作，到了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杂剧中，崔莺莺已是相国千金，在与张生的情感历程中，对爱情的表露显得含蓄蕴藉，有许多口不应心的“假意儿”，但一旦爱情遭到变故，她又勇于保护已得的幸福，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拥有了自己的真爱。

一、关于两部作品中崔莺莺的身份

《莺莺传》中崔莺莺的身份，一般认为其并非相国千金，不是有权有势世家豪族之女，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中认为她出身寒门，“莺莺所出必非高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门之女，舍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1]（宋人王性之有所谓“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观点，故而陈寅恪有此言。）而《莺莺传》中在交代人物关系时言：“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崔氏之家财产甚丰，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2]崔氏孀妇，只是“财产甚丰，多奴仆”，并未提及莺莺的出身，文中能内证其出身的是《莺莺传》中崔莺莺的爱情结局，悲剧的命运，说明她并非相国小姐，因为唐代社会虽没有六朝门阀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3]（《晋书·刘毅传》）这么严重，但门第观念仍根深蒂固，《新唐书·选举志》云“朝廷显官须以公卿子弟为之”。[4]正因为此，唐人把婚姻看作向上爬的阶梯，娶高门女子即可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拥有步入仕途的资本。刘餗的《隋唐嘉话》记载，薛中书元起因未能与“五姓女”结婚深以为憾。“五姓女”中“五姓”是指崔（清河或博陵），卢（范阳），李（赵郡为最，陇西次之），郑（荥阳），王（太原），这是海内第一流的高门，贵为天子的唐文宗亦慨叹：“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5]（《新唐书》）《莺莺传》中未提及崔姓地点，但若是“五大姓”中之崔姓，连天子都不及的崔姓，怎会有被弃的结局，如果真是高门，张生作为唐代极重功名的士子，怎么会不知道崔姓这一门显贵亲戚，而传奇《莺莺传》中张生通过“绪其亲”才知是“异派之从母”，同样老夫人形象也不是维护“相国家谱”的相国夫人，当她得知崔张偷期结合后，是“因欲就成之”，这一点不符合相国夫人的性格。由上可知，《莺莺传》中崔莺莺并非出身名门的相国小姐。

到了《西厢记》，崔莺莺的身份发生了地位性的变化，在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杂剧》中，通过老夫人之口交代：“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6]这里的崔莺莺已是前朝崔相国的小姐，而且文中提到“博陵”这一决定崔姓是豪门“五大姓”之一的关键性地点，由此可以确证莺莺出身名门望族，地位甚高。

二、关于两部作品中崔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

《莺莺传》中莺莺非相国之女，与《西厢记》中莺莺相比，性格真诚、爽快，表达感情坦诚、率直，纯粹真情流露，毫不掩饰。她虽非名门千金，但也受过良好教育，工刀札，能鼓琴，善属文，聪慧明敏，不加新饰亦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时时体现出女性的柔美与青春的活力。当她第一次见张生时，是“久之，辞疾”，“久之，乃至”，因母亲之抑而见也，出来后，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凝睇怨绝”，张生与其攀谈，莺莺终席未对。她的举动表现得娇羞、矜持，这是十七岁女子固有的自然本性。当莺莺收到张生二首春词后，她的态度是坦诚的，不加伪饰的，回应迅速，当晚便让红娘送去《明月三五夜》的诗句，约张生幽会，而当张生梯其树逾墙赴约后，莺莺“则端服严容，大数张”，因为莺莺身上毕竟有时代的局限性，她生活在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时代，对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不可能不产生惶惑、犹豫、矛盾，可想而知，莺莺此时心理亦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顾忌，与“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担忧，但这种心理的顾虑很难压倒爱情的挑战。理智的回声，曾提醒她悬崖勒马；爱情的召唤，却促使她越过障碍。在情与礼的冲突中，莺莺最终没有违背自己的天性，将自己内心的真情真切地表露，一步步走到西厢，大胆地做出违礼之举，在真实的人生意义上，显示了爱情压倒礼教的力量。之后，莺莺也不惮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愫，对于爱情的追求，坦然承认是“儿女之心，不能自固”。总之，《莺莺传》中崔莺莺的个性是真诚、爽快的，对爱情的表达是坦诚、率直的，毫不伪饰的。

由于《西厢记》中莺莺出身名门望族，地位甚高，这种身份决定她比《莺莺传》中莺莺受到更多的礼教束缚，追求爱情时困难重重，外在的阻力，内心的矛盾都较后者激烈，因此《西厢记》中莺莺在表达爱情时更曲折含蓄，有许多口不应心的矫情和“假意儿”。

《西厢记》中莺莺“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所不能者”，这样一位才女却整日：“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是因为治家严谨的老夫人看管得严，这种“严”体现在：一则维护封建婚姻制度，因为先夫在时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的婚姻法则，将莺莺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所以老夫人极力阻止崔张的爱情发展。二则坚持门阀观念，崔张欢会之事暴露后，老夫人没有尊重女儿的感情，顺理成章地成全莺莺与张生的婚姻，而是继续维护封建礼教的尊严，蛮横地逼张生上朝取应，直到门当户对， 才能成就婚姻，因而有了崔张长亭送别时的愁绪万千，生离死别。总之，老夫人治家之严，管教之严的目的是为了虚伪的“相国门楣”、“祖宗家谱”、“先王德行”，实际上却摧残了女儿的身心，践踏了莺莺的感情，也正因为老夫人的拘管得严，《西厢记》中莺莺青春虚度，寂锁春闺，她比《莺莺传》中莺莺年长两岁，开场老夫人交代，小姐是“年一十九岁”，这种细微变化是耐人寻味的，说明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年龄更为成熟，对人生、对爱情更有参悟能力，春闺寂寞，闲愁万种，心思更重一些，这个年龄的变化对于理解《西厢记》中莺莺不仅勇于追求幸福，反抗礼教，并敢于保护爱情具有一定的意义。正因为莺莺内心的孤寂与爱情的渴盼更浓，更烈，所以与张生初次见面就敢于“回顾”，深夜花园焚香亦希望找到理想丈夫，在佛殿上与张生一见钟情，张生要接近她，她“陪着笑脸相迎”，这说明莺莺内心对爱情的期待与青春的跃动。但是特殊的相国小姐的身份决定她反抗道路障碍重重，坎坷曲折，她既要反抗维护封建礼教背信弃义的老夫人设置的障碍，又与张生、红娘之间，由于身份、教养、处境、性格不同，时时因彼此猜度、误会有矛盾冲突。同时还有自己内心情礼的斗争，这些冲突和她相国千金的身份导致其对爱情的表达含蓄蕴藉。

《西厢记》中莺莺与张生秋波暗送，隔墙酬和，同赴宴会、隔窗达意等行为，以及她与张生的感情从无到有，感情日笃，互相爱慕、日夜思念等内心活动，她知道这些越轨行为不符合相国小姐、大家闺秀的形象，因此平时言行极为谨慎，表现得含蓄蕴藉，既要瞒过夫人，又不让红娘看透心思，还要猜度张生的想法，这些都体现了莺莺真实的思想内涵。

《西厢记》中莺莺表情达意的含蓄和口不应心的“假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件事情上：

1.张生赴宴时，老夫人让红娘请小姐出来，莺莺一开始推辞“我身子有些不停当，去不得”。当得知宴请的是张生时，马上应曰：“扶病也索走一遭”。心都快飞起来了，嘴上却言是抱病而不得不去。

2.张生害相思后，莺莺心理也备受煎熬，焦灼不安。她也让红娘探望张生，却用语不带情的口气，结果被红娘撕下假面具后，只好放下小姐架子央求红娘。

3.红娘探望张生后带回张给她的简帖，她“将简贴儿拈，把妆盒儿按，拆开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反复翻阅后，又假意向红娘发火。回复的明明是约张生幽会的书笺，却与红娘讲“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心口不一，表明莺莺要在红娘这个丫头面前维护自己相国小姐的尊严。

4.张生跳墙应约而来，莺莺却变卦反悔，内心情与礼冲突激烈，表面却义正辞严地教训张生一通。

5.在张生赴考前，莺莺叮嘱张生不要见异思迁，却用比兴的手法含蓄表达，“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6.张生及第后派人捎信给莺莺，让莺莺分享他的喜悦，了解他的挂念。莺莺的回信文中未公布，只是详细描述了她精心捎去的六种物品，喻意深微。这六种物品分别代表莺莺的痴情与眷念：汗衫，“他若是和衣卧，便是和我一处宿”；裹肚，“常不离了前后，守着他左右，紧紧的系在心头”；袜儿，“拘管他胡行乱走”；瑶琴一张，则使张生睹物思人，莫忘了当初“因七弦琴成配偶”；玉簪一枝，是怕“他如今功名成就，只怕他撇人在脑背后”；斑管一枝则让张生了解“今日莺莺为君瑞忧”。莺莺嘱咐张生切莫忘旧，怨慕之情没有直陈而出，而是用所赠之物来表达，意蕴丰厚，含蓄隽永。

由上面六件事例可知《西厢记》中莺莺出身名门的小姐身份和她与老夫人的冲突，与张生红娘的猜度、误会，自身心理的斗争等决定她在表达感情时，往往将真实想法隐去，“小则小心肠儿转关”，装模作样做出许多口不应心的假象，同时， 由于她不类凡俗，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内心世界极丰富细腻，所以表露感情时显得含蓄而有韵味。《莺莺传》中张生赴考前，莺莺“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对极将破碎的爱情没有挽留之语。莺莺被弃后，拒绝与张生见面，保持沉默，而《西厢记》中莺莺在张生赴考前临别叮咛张生“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她要维护已有的幸福，在郑恒造谣后，她也曾痛苦绝望，但当张生出现在面前时，她愤怒地责问：“俺家何负足下？足下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正气逼人，敢于保护既得的爱情。由此可知，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两部作品中的莺莺都极有胆量，勇于追求幸福，敢于反抗礼教。在表达方式上，《莺莺传》中莺莺爽直坦诚，《西厢记》中莺莺含蓄蕴藉，后者与前者相比，不仅勇于追求幸福，而且善于保卫已得的爱情。

三、关于两部作品中崔莺莺的爱情结局

《莺莺传》中莺莺最终被张生“始乱终弃”，莺莺之所以成为悲剧主角，深考窥究，有社会文化背景等原因，莺莺的悲剧有社会性。风流才子张生与莺莺一见钟情，偷期结合后，又抛弃莺莺，而且还污蔑其为“尤物”、“妖孽”，这种寡情的行为与唐代的仕婚观念息息相关。唐代仕子为仕进之途，要与高门女子通婚，以此作为向上爬的资本与阶梯（前面已论及，此不赘述），陈寅恪先生曾总结曰：“舍弃寒门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正当行为也”。[7]在这种仕婚文化的影响下，张生便是寡情的才子，缺乏人格中“情”的执著，从而也表明唐代“一见钟情”式婚恋观的失败。张生的行为，元稹仅用“于时坐者皆为深叹”，“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来评价，毫无谴责之意，是因为张生的举措符合那个时代仕子的人格审美和价值判断。所以《莺莺传》中莺莺的爱情悲剧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也正因其是悲剧，《莺莺传》中莺莺就更贴近现实人生，更具有生活的真实。

《西厢记》中莺莺最终与张生“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团圆结局与元代社会思潮、作家创作心理与民族文化积淀等原因有关。从社会思潮来看，元代礼教束缚越来越松驰，以至王恽对宣扬礼教的做法，发出“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8]（《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三五《上世祖皇帝论故事书》）的感叹，又因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人们开始注重“情”的因素，所以元代文人人格的新特质便是“情”，痴情执著，坚贞不渝，这是进步潮流对礼教的冲击。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王实甫的《西厢记》都是以“情”为理想的杂剧，是对“情”的一种高扬。这是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所以有《西厢记》中张生这个志诚种，对莺莺始终如一，最终以团圆结局，皆大欢喜。另外，从元代文人所处境遇来看，元前期30年不设科举，文人无仕进之阶，传统的“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实现自我的观念，在客观环境中处处碰壁，所以元代文人便要在文学作品中寻求精神胜利，发泄心中郁结的愤闷，进行自我的慰藉，保持心理的平衡，用作品中理想化的形式战胜现实的失意，因而《西厢记》中让张生蟾宫折桂，一举夺魁，最终与莺莺终成连理，在理想化的团圆中找到了功名这一精神支柱，在作品中找回失落的价值。当然这种精神胜利是长期民族文化的积淀，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是一种习惯心理，即相信善恶有终，渴望团圆，所以《西厢记》中莺莺的爱情结局，反映了百姓的美好愿望，符合欣赏者的审美趣味，是社会思潮冲击的结果，也是时代文化心理的折射。

总之，从“震撼文林，为力甚大”[9]的《莺莺传》到“天下夺魁”[10]的《西厢记》崔莺莺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身份贵贱不同，爱情表达的曲直有别，爱情的结局有悲喜之分。两部作品虽然产生的朝代不同，但莺莺形象却都被后人激赏，爱情悲剧悲得心痛，悲得真实，“终成眷属”又让人看到了希望，实现了理想，当然悲喜之后更多的是让人对时代文化、心理积淀的沉思，因此，两部作品的莺莺形象始终是值得重视与研究的。

注释：

[1][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文中所引《莺莺传》原文均出自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4][5][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6]文中所引《西厢记》原文均出自王实甫.《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8]转引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10][明]贾仲明语，转引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赵彩娟，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