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几点反思

【摘要】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表明：一定的自由独立的思考、试验的社会环境，是教育创新的必要条件；开放、交流、互动是教育进步的催化剂。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是：应尊重教育的独立性，大力更新人才观；教育工作者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感、责任感。

【关键词】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特点；现代启示

从20世纪一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教育同样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程。近代历史对我们最有借鉴意义，我们既有了回头全面总结的条件，而它离我们又很近，经验和教训最为深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一定的自由、独立的思考、试验的社会环境，是教育创新的必要条件

我们从北京大学的成长历史最能受到启发。蔡元培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进行了重大改革。他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积极支持，曾挺身营救被捕学生。1923年蔡元培离开北大，但校长名义一直保持到1926年。蔡元培1922年发表了《教育独立论》，其中心思想是：第一，教育要脱离政党的控制；第二，要摆脱宗教的影响，而完全由教育家去办。他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蔡元培认为，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因为教育要发展个性；要长期积累才能见效，求“远效”；而政党是要“群性”，要求“近功”。蔡元培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发展科学。要繁荣学术，必须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他的这个思想具体体现在改造北京大学上。他初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对教师的选用上，他主张要“以造诣为主”，“兼容并包”，他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中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他批评当时我国数千年学术专制的积习，使全国上下，只可持一家之论。他主张应该破除这种思想、学术的专制，代之以“思想自由”的原则，允许各种流派并存，这才是真正的大学。他介绍外国大学的情况说：“哲学 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学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面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主张在教育上让各种党派有自由发展、自由讲学的机会，说：“我对于各家常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党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办成了一个网罗众家的学府。他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陈独秀任文科深长，聘请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对于拖长辫持复辟论的辜汤生，因为其在外国文学上很有造诣，即聘请他讲授英国文学。在当时的北大教授中，有提倡白话文的，有反对白话文的；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讲实用主义；有清朝进士，有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博士；有中国教员，有德、法、美、英的教员。不学无术者，无论是谁，一律解聘。1918年，北大二百多名教员，教授平均年龄30多岁，最年轻的二十七八岁。蔡元培改革了旧北大封建衙门式管理制度，由教授选举组成“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立法机关。支持学生学术上自由研讨，管理上自治管理，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宣传新思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北大当时成为全国著名学术中心，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五四”运动由北大发起决不是偶然的。

学校活动要为国家、人民服务，要遵守国家法律，这是学校应该坚持的，但是，学校要有创造性，要真正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应该有一定的独立性、自主权，这是历史事实证明了的。

二、开放、交流、互动是教育进步的催化剂

从近代教育史的发展可以发现，中国的教育的根本进步，与外强“坚船利炮”的欺侮，与中国王朝“天朝大国”睡梦的惊醒是分不开的，是在痛苦中的一种被迫的改变。但是，当时蔡元培、陶行知等人对外国的教育思想的学习、传播，杜威、罗素等外国人对自己的思想的传播，都对改变中国长期的落后于时代的思想——教育是培养官员、重视伦理道德说教、轻视科学技术传授、重视对先人思想研究、回避对社会现实的探讨起了很大作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才会产生新生的、更先进的思想，教育才能进步，人类才能进步。

三、大力更新人才观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广泛，宋皇帝赵恒说的：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经人们简化以后，成为鼓励人学习的名言。但是这都充分的说明，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培养官僚，这种传统的影响根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根深蒂固。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可以分为两派——顽固派和洋务派。以倭仁、徐桐等为代表的顽固派妄自尊大，仇视一切新事物的输入，把一切科学技术都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只要是圣人没说过的就一概反对。以奕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举办了一系列洋务事业，开办了一系列洋务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外国技术。但同时又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所受教育的影响，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幻想与自我安慰，有轻视科学技术的落后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的是苏联的教育体制，实际上还是一种等级制的体制，所以还是看高“干部”，看低“技工”的一种制度。直到今天，看看我们的现状，“几千名应考者争取一个公务员职位”，而同时，职业院校的生员总是不能令人满意。这虽然主要是制度的原因，但与落后的人才观念也是直接相关的。

四、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为与北京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不可分割的近代教育史上的亮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美国现在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它能融合各种文化，吸取各种对自己发展有益的思想，包容、尊重各种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应该是分不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向往，但不幸的是，这种先进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过程中很快夭折，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块很痛的伤疤。我们曾经全国人民思想统一，很团结，很拥护领袖，思想、文化、教育上全国以当时的主流思想为主导，基本上不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但是历史事实说明，这种单一的、一统的思想、教育是不利于人们创造的，从根本上、长远上是不利于人民的利益的实现，不利于民族的强盛的，从而也是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世界是竞争的，一个国家的政权对于民众的权威性的强大并不等同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而一个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国家、民族，它的政权也就会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春秋时期曾出了许多思想家，现代教育史上民国初年出了很多思想家、教育家，而其它时期基本上没有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教育家，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句项一万句”等很违背科学的口号、政策基本上消灭了教育中的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们今天应提倡“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精神，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要创新就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五、教育工作者要有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感、责任感

当民间舆论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称为“眼镜蛇”的时候，我们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几个能像彭德怀一样“敢于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称颂，他的作品的“紧跟形势”，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来之食”的风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等教育家能够载入史册、流芳千古，与他们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与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等.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作者简介】

杨志强（1984-）男，陕西宝鸡人，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杨全良，男，陕西宝鸡人，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